2023-11-17 艺术资讯
学术界知名人士云集。 抗战时期重庆的考古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众多著名学术机构西迁，文化界、博物馆界学术名人云集重庆。
尽管国难当头，文化博物专家们仍不忘学术研究，在重庆开展了一系列文物考古活动，对重庆文物考古和博物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术名人齐聚重庆
重庆最早的文化博物馆机构是北碚博物馆（夏区博物馆），位于北碚火焰山。 1930年，夏防局和科学院各耗资400元修建北碚博物馆。 拥有景观、医疗、工业、酒庄产品、艺术陈列室和动物园。 同年，北碚博物馆与卢作孚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合并。 1936年，博物馆回归区管理，更名为民俗博物馆，后并入民俗教育馆。
郭沫若、魏巨贤展示汉墓出土文物
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文化博物馆等相关机构也随之迁往内陆。 抗战胜利后，重庆不少相关机构内迁或新建文化博物馆：1937年，南京地矿展览馆迁至北碚。 1938年，邓少钦与杨家珞在北碚共同创办北泉图书馆，“收藏西南文物”。 1938年，北京故宫分院迁往重庆南岸的海棠溪，即所谓临时分院，由马衡主管。 1940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迁至北碚。 1942年10月，北温泉博物馆在北碚温泉观音堂成立。 为了保护和研究莫高窟，1944年元旦，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在重庆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国西部科学馆于1944年12月举行开馆仪式，李乐源任馆长。 1945年6月，大足县（现重庆市大足区）成立“大足石刻文物保护委员会”，这是重庆成立的第一个地方文物保护组织。
虽然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机构，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队辗转长沙、昆明，最终于1940年迁至四川楠溪县李庄。当时，战都重庆还集中。 专家拥有一批学术界知名的文物专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金石学家。 他们对文物古迹有着浓厚的兴趣，组织社团等团体进行研究或发掘，经常发表研究文章、举办文物展览，留下历史叙事。
坚持现场勘察发掘
抗战时期，云集重庆的学术专家并没有将学术研究局限于自己的研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广阔的世界。
1937年秋，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沙坪坝，并在学校附近开设农场。 在奠基建房时，发现了一座汉墓。 墓内石棺保存较为完好，刻有人头、蛇身、双塔等图像。 铜镜上刻有“元兴元年五月壬午”字样。 随后，该校历史学会教授金玉甫前往汉墓发现地并尝试发掘，发现“不少兵马俑遗骸”。
1938年春，美国汉学家葛维汉在曾家岩求精中学校园内考察并发掘了四座汉墓（汉墓是1936年学校修路时发现的）。 4月13日，葛维汉在探索黄桷崖时，发现了一座宋代窑炉，并收集了一些瓷器碎片。 他认为这些瓷器是典型的建窑瓷器或所谓的“天目瓷”，而这个窑址就是现在著名的涂山窑址。
1939年，金玉甫得知重庆大学工学院（嘉陵）河岸上的崇宝下有一座古墓，便“赶紧前去看看”。 后来，常任侠、刘子之受邀考察，共发现崖墓六座。 金玉甫还在崖墓对岸考察了攀西的一对石塔，根据其肖像风格，推断出“毫无疑问，必是汉代塔”，以及它们目前的状况如何。 攀西武鸣塔。
攀西五鸣雀
1939年11月，中国建筑学会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人赴大足参观“报恩寺山门、北衙北塔、北衙摩崖造像（佛湾）、摩崖造像” ”。 “周家白鹤林（北山观音坡）”和“保顶寺摩崖造像”。
1940年4月，魏菊贤、郭沫若、马衡、胡小石等人在嘉陵江北岸佩山桥附近（今江北区董家溪一带）发现并试图发掘四座古墓葬。 交付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一块刻有“延光四年旧建”字样的年代石，为断代提供了重要证据。
1942年7月上旬，郭沫若前往合川考察宋元古城遗址，即钓鱼城。 此外，郭沫若和常任侠还参观了北碚温泉后山上雕刻的宋代石罗汉像。
1945年4月25日至5月7日，应大足县县长郭洪厚的邀请，杨家洛组织了由马衡、顾颉刚、朱锦江、吴显奇等15人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队”。 去大足考察北山、包头。 顶部和其他地方的石雕都经过了科学检验。 代表团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计划，“遵循艺术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取得了“与敦煌发现相同的结果”。 5月10日，杨家洛、朱锦江在重庆做考察报告，引起高度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国宝在西行途中曾一度“流离失所”在重庆。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的文物南迁南京，并分南、中、北三路迁往西南腹地。 其中，中路文物于1937年11月下旬从南京沿江而上，途经汉口、宜昌。 历经千辛万苦，他们终于于1938年5月抵达重庆。武汉沦陷后，日军开始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 1939年4月，这些文物经水路运至四川宜宾，后转运至乐山安固乡存放，直至抗战胜利后运回。
1944年11月，日军先后攻占广西桂林、柳州，并于12月初一度攻占独山。 贵阳局势紧张，危及贵州安顺华严洞收藏的南路文物。 于是国民政府派出士兵和军车配合工作人员将这些文物转移到四川省巴县石游沟（今重庆市巴南区）飞仙岩岩进行保存。
开展文物研究和展览
经过考古研究和发掘，专家们不顾日军飞机的不断空袭，及时整理了大部分文物，并发表了相关研究文章。
专家们引用了许多资料，并撰写了优美而严谨的文章。 例如，从沙坪坝古墓的年代来看，专家夫妇根据铜镜上的“元兴元年”铭文可以断定其制作年代为东汉元兴元年（即公元105年）。 首先。”金玉甫认为，“古人随葬铜镜，可能是历代古器，晋人也有随葬汉镜的习惯。”它也属于汉代，所以这座墓应该是汉墓，八十九座。” 长任侠也认为“碑上无碑文，不能从镜子的建造年代推算出埋葬日期”。
此外，葛维汉还整理出版了他在重庆发掘汉墓和窑址的调查资料； 对于江北古墓的年代，郭沫若也有自己的看法； 魏居贤还对江北古墓出土的五铢钱进行了简要分析； “大足石刻考察队”取得了不少成果，回到重庆后就开始组织起来。 例如，《民国大足县志重建》第一部附有《大足石刻初集》； 曾昭宇与李季合着《博物馆》，为国内第一部。 博物馆研究专着。
除了组织和研究文物外，重庆市文博相关机构还克服各种困难，积极举办各类展览，向广大群众科普文物考古知识。
1942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的“第三届全国美展”在重庆梁富治路（今渝中区康康路）中央图书馆举行。 展品分为古代艺术和现代艺术两大类。 。 此次古代艺术展由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6家单位提供，包括书画、青铜器、玉器、漆器等，展览持续至1943年1月10日，期间观众超过10万人次，举办了8场讲座。 其中，著名金石学家、殷墟发掘者之一的董作斌先生做了题为《殷墟甲骨文》的演讲。
1943年1月16日，王子云率领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组）”也在中央图书馆举办“敦煌艺术展”，展示敦煌壁画。 战争期间再现。 考察期间，共收集西北文物、西北风光、风景照片、写生200余件。 1943年11月，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重庆联合举办“史前周代石器、青铜器展览”，展出石器近2000件、青铜器538件。 展示。 工具。
1943年12月25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将贵州安顺华严洞藏书画运往重庆举办“北平故宫书画展”，同时在中央图书馆举办。 这批书画于1935年赴英国参加“中国古代艺术展”，是故宫收藏书画的精华。 徐悲鸿还带领弟子欣赏临摹，兴奋地撰文：“这一次，我们满眼都是。”
1943年11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文物展览报道
展会期间，重庆各大报纸争相报道。 例如，《新华日报》曾发表文章《人类远祖是怎样生活的，请看古代石器和青铜器》来宣传“史前周代石器和青铜器展览”。
为重庆文化博物事业奠定基础
抗战时期重庆的文物考古活动对重庆文化博物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的北碚聚集了一批公私学术研究机构和大批科学家，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 以此为契机，北碚的博物馆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1951年创办的西南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前身）也受益匪浅。 重庆解放后，魏巨贤等学者将自己的藏品捐赠给西南军政委员会，丰富了西南博物馆的藏品。
1940年，梁思成考察大足北山石窟岩画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开创性的例子。 例如，汉墓的研究和发掘是重庆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考古活动。 至今，汉墓、崖墓、汉宫仍然是重庆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 此外，中国建筑学会和“大足石刻考察组”对大足岩画的研究，一方面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和技术应用于大足岩画的开始； 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1944年4月，李季受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邀请，在电台播出专题《博物馆与科学教育》。 此举与今天倡导的“公共考古”理念有些类似，在当时尤其有价值。
可以说，抗战时期的这一系列活动促进了重庆考古、博物馆的兴起，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如郭沫若所说，“不要说文物对于抗战没有用处，而实际上它们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