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来临让艺术与科技的结合愈发紧密:艺术创作因科技手段的介入更加多元，展陈方式也更加开放和立体；一些传统意义上非艺术门类的作品也被纳入艺术范畴，甚至一些人也因此而获得多重的身份，电脑前的程序员摇身一变就可能成为美术馆里的光电新媒体艺术家。正如法国作家福楼拜在19世纪60年代所言：“艺术越来越科技化，科技越来越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将于山顶重逢。”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艺术与科技融合的不断深入，两者的边界也在日益消融，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进入美术馆并冠以艺术之名，真假难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艺术创作中科技本应作为手段的职能意义。不可否认，艺术创作因科技的介入而大有可为，但对于度的把控却变成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先谈谈与“整体性”。在对近代科技理性走向异化的分析中，人的整体性的是近代以来备受关注的问题，因为原来是完整统一的个人被科技与劳动分工和机器生产线为如同机械零件般的碎片。在19世纪作家斯特林堡的作品中，不难体验到人类陷于化的那种恐怖状态；斯特林堡曾言：“我的人物是过去和现在两个阶段文明的混合，是来自书报的碎片、人性的碎片、华丽衣服的碎片，它们被拼凑到一起，构成了人的灵魂。”这样的灵魂必然是的、痛苦的。那么，在社会的整合与个人的之上，近代人文主义与美学反抗是重要的救赎之途，埃德加·莫兰关于人的未来的整体性充满了法国式的冲动与∶“人类不能化简为‘制造工具的人’的技术性面孔，也不能化简为‘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应该在人类的面孔上也看到神话、节庆、舞蹈、歌唱、痴迷、爱情、死亡、放纵、战争等。不应该把感情性、神经症、无序、随机变化作为‘噪声’、残渣、废料抛弃。真正的人存在于智人—狂徒的辩证法中。”人类的整体性必然是理性与感性、科技与艺术的平衡与综合。

其实，在今天看来，关于重建人类的整体性并非只能逃遁到艺术的或情感的领域才能实现，我们已经可以在科技力量的迅猛发展趋向中看到整体性的可能。在信息网络、基因克隆等技术表象之下，技术的自主性、集群逻辑、普适原则等内在倾向的发展将出现一种新的整合趋向：以基因研究为主导的遗传学研究、以信息科技为中心的虚拟空间研究、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生物—文化进化研究等系统，都在力图发展出更高水平的综合平衡能力。这些研究和这种迈向更高整合水平的趋向使一种新的人类学成为可能——从科技的尖端前沿统摄人类的整体性发展的人类学。另一方面，人对科技异化力量的抗争也有了整体化的可能。随着物质资源与形式空间的开发，科技的发展如同在过去一样会不断诱发人类的审美冲动，审美视域必定不断扩大，这样一种使心灵恢复平衡、使人性得以生长的努力会一如既往地存在。同时，由于人文科学在后现代语域中的进展——对现代性的解构、重新评价的结果，人的整体性可能已经从迷雾中逐步清晰呈现。人的整体性不再被分割，许多属人的东西被尊重而不受歧视，一切如康德所说的那种“人之常情”都得到生长的权利——这些都是人类反抗科技奴役、走向人的真正全面发展的整体性力量的重要基础。

在生活实践中，我认为人类未来生活的“整体性”与高度融合了科技与艺术力量的当代设计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当代设计注定要肩负远大的使命，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它别无选择。如果平心静气地分析我们所面临的高科技时代的生活氛围，恐怕都得同意这样一个最为明显的事实∶如果祈求在科技与人性之间保持平衡的关系，设计的作用就变得更为重要。以人工智能和感受技术对设计的影响和相互依存为例，由于机器正在越来越接近人对环境的感受性，温度、光线、声音等环境因素不仅对人起作用，而且也对机器起作用。因此，过去的人-机关系现在必须让位于人—机—环境关系。如何处理好这种更为复杂的关系，就不能单纯依赖机器内部的技术设计，而是必须依赖对于整个环境的设计。

在这种语境中，就产生了如法国现象学派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所讲的那种技术与美学重新和解的现实性。杜夫海纳认为：“艺术是世界的潜能，它所揭示的这个世界就是世界的一种表现。今天，艺术又恢复了它在人与世界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同时，技术既在工作条件中人化，又在它的产品形式中人化。这两者是齐头并进的……对工业美学的寻求具有巨大意义，因为人在学会体验技术进步的同时，能够统治世界而又不和世界决裂。他仍然能居住在这个世界中，把它作为自己的故土，他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产生自己的历史。”在这种带有现象学意味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对于科学与艺术的信念。在今天，设计学科迅猛发展的最有意义的表现是它越来越以生态学、环境美学为支援意识，它不仅积极地回应技术发展提出的挑战，而且将前所未有地主动按照美的法则来设计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状态——如杜夫海纳所言，只有在今天，把人类生活环境作为一种整体艺术来考虑的梦想才是可望又可及的。而人类在未来生活中的整体性，也只有在科技与艺术的联手中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