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三字经熊继柏谈中医读书的苦抄与背诵探索艺术教育的魅力在人物身上
我清楚地记得，二十年前，我校的彭坚教授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湖南中医应该研究熊继柏现象。”尽管我是学徒出身，但这句话让我深思，因为它触及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医的教育问题。我的读书之路，并不以规律为准，而是通过苦抄与背诵来打下基础。
首先，我背诵了《雷公炮炙四大药性赋》和《药性歌括四百味》这两本书。在那时，我会花费一个早晨背完每一本书，然后白天可以自由活动。虽然现在我可能已经忘记了《药性歌括四百味》的内容，但我仍然能够回忆起《雷公炮炙四大药性赋》的药性。这两本书是我学习的基石之一。
接下来，我又从师傅那里抄录了《医学三字经》，尽管当时我对其中提到的岐伯、黄帝等名词毫无了解，但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改正错误，我最终能够熟练地背诵这些文字。
随后，我开始学习诊断学，这包括阅读《脉诀》、《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等著作。这些书籍奠定了我的中医知识基础。
在此基础上，我继续深入学习方剂学，主要依赖于陈修园的《局方》和汤头歌诀，以及他的另一部著作——《时方歌括》。这些作品中的方剂歌曲至今仍旧能够轻松地由我口述出来。
最后，内科学成为我的另一个重点。我最初从陈修园的《时方妙用》开始，然后老师胡岱峰带领着我系统地学习张仲景创作的一些著作，如，《伤寒论新注》，以及其他一些古代医学文献。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背诵，还需要理解其深层含义，这种“跳跃式”的教学方法对我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总结来说，当初我的苦抄与背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类知识体系，其中包含着中药学、三字经、诊断学和内科学等多个领域。我始终认为，如果没有像胡岱峰这样的老师引导，让我走进正确的大门，那么即便有再多机会，也难以达到今天这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