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0年代以来，理性的、观念性为主的艺术一直占据主导，冷漠、酷炫、丑陋甚至“恶心”成为当代艺术的研究热点，美和美学被抛到一边。然而，近20年来，当代艺术界出现了“美的回归”趋势，比如卡普尔的大豆、大型天镜，埃利亚松的人造彩虹等。艺术似乎在回归情感，转向一种热情的、亲密的、感性的艺术实践。

这场关于美与非美之争，是一个关于感觉与理想之间冲突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和理解这一现象。例如，在戴夫·希基(Dave Hickey)看来，从文艺复兴大师拉菲尔(Raphael)、卡拉瓦乔(Caravaggio)到当代艺术家梅普勒索普(Mapplethorpe)，无论作品是否带有功利目的或说教成份，艺术创造从来都是一场纯粹的、充满乐趣的探险。

比如在卡拉瓦乔《多疑的托马斯》(The Doubting Thomas)中，他表现出了特别感性的场面：托马斯把手插入伤口中。这幅画不仅展现了托马斯多疑的一面，也展现了宽容的一面。观众在观看这幅画时，不由自主地跟随着托马斯的手一起进入身体中去感受，一种心灵救赎的情感油然而生。而梅普勒索普摄影作品中的“托马斯”，则折叠挤压自己的身体做出超乎实际可能完成动作，这个过程虽然没有宗教救赎，但图像本身所传达的情感力量依然强大，可以牢牢吸引观众。

尽管这些作品意义和道德指向全然不同，但它们都抓住了审美本质，有着超越于道德说教之外的情感之美。在希基看来，即便是宗教画和照片所传达的情绪力量，它们一样能牢牢吸引人眼光，因为它们抓住了真正重要的事情——即使是在极端情况下也是如此。

然而，由于机构化博物馆文化、学院主义教育以及僵化意识形态构成西方当代艺术系统，对这种追求情感能量的事物持否定态度，让枯燥乏味成为当代最大的问题之一。

90年代另一位提倡“美”的声音来自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他认为，“美国现代主义运动对‘假设’进行了一次巨大的革命。”[1] 在他的文章《另类越南纪念碑》（Alternative Vietnam Memorial）中，他通过比较林璎（Maya Lin）的《越南战争老兵纪念碑》（Vietnam Veteran Memorial）（1982）与克里斯·博顿（Chris Burden）的《另类越战纪念碑》（The Other Vietnam Memorial）（1991），提出了关于“记忆力”与“存在力的”关系。他认为林璎的是一种具有深刻意义且形式上独特而令人感到温暖的心灵体验，而博顿的是一种缺乏意义且形式上单调而让人难以触动的心灵体验。

丹托警告我们：“如果我们让所有事物都变成理论，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空洞无聊。”[2] 他认为，将一切皆可表达的事物简化为人类学或理论，就会导致人们忽略那些真正能够触及他们内心深处的事物。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考虑那些几乎消失掉但仍旧能够给我们带来享受和愉悦的事物，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某些事物是不适宜被欣赏或讨论的情况。

安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的作品，如他的雕塑《天镜》(Sky Mirror），也展现了这样的追求。他使用光线突出了形式上的纯粹，并模糊了材料显露与消失之间，以及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之间界限，使得生命即将破壳而出的状态显得既平静又充满浪漫，让人沉浸其中反思自己与环境间关系。此外，《天镜》的展示方式使其每一次呈现在不同地点，都能反映出不同的环境，与观众产生不同的交流，从而产生新的意义。

总结来说，当今社会对于审查何为好的品味并不断发生变化，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话题，无论是为了寻找新的审阅标准还是为了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小圈子，它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今社会对于审查何为好的品味并不断发生变化，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话题，无论是为了寻找新的审阅标准还是为了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小圈子，它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最终，要定义什么才算是真正属于人的活动，最终还需回到个人内心深处去寻找答案。在这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见解，每个选择都会影响整个社会文化风貌，以至于它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地球规律，为此不仅要尊重每个人的自由，还要学会如何共同前进，以确保我们的未来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