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0年代以来，理性的、观念性为主的艺术一直占据主导，冷漠、酷炫、丑陋甚至“恶心”成为当代艺术的研究热点，美和美学被抛到一边。然而，近20年来，当代艺术界出现了“美的回归”趋势，比如：卡普尔的大豆、大型彩虹和太阳……艺术似乎在回归情感，转向一种热情的、亲密的、感性的艺术实践。

美的复兴还是美的滥用？卡拉瓦乔与托马斯在艺术理论中，对于批评家戴夫·希基来说，“美”的问题是最重要且持续存在的话题。他认为，从文艺复兴大师拉菲尔到当代艺术家梅普勒索普，无论作品是否带有功利目的或说教成份，创造过程本质上是一场纯粹探险。

比如，在《多疑的托马斯》中，卡拉瓦乔表现了一个特别感性的场面：托马斯把手插入伤口中。圣经中说，在所有使徒中，只有托马斯不相信真实复活。在看这个画面时，我们不由自主地跟随着他的手一起进入身体深处去感受某种心灵救赎。而梅普勒索普摄影作品中的“托马斯”折叠挤压自己的身体，不可能完成动作，但却能触动人心。

尽管意义和道德指向全然不同，这些作品所传达的情感力量却一样强大，都能牢牢吸引我们的眼睛，因为它们抓住了文化本质，有超越道德讨论之外的情感之美。然而，由机构化博物馆文化学院主义教育僵化意识形态构成西方当代系统否定了这一切，最枯燥乏味成了当代最大问题。

90年代另一位提出过“美”的辩护者是哲学家阿瑟·丹托。他在1998年的论文《关于伦理与审美》提出了一个令人反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再次享受欣赏？”他比较了林璎设计的大型纪念碑与克里斯·博顿设计的小纪念碑，并认为林璎的是既具有概念色彩又形式独特，而博顿的是缺乏形式上的魅力，只提醒人们敌对方也有伤亡，却无法触动人心。

丹托警告我们，如果一切皆可接受，那么理论化将使得“审美疲劳”，导致人类学教科书般简单化。同样，他要求重新考虑那些被忽视但令人愉悦的事情，与希基不同的是，他警告 美不是终极目标，也不是真正定义现代性的事物之一。他追溯了过去百年间审查如何演变，以及它如何从定义中消失并成为一个罪名。他解释说，是前卫运动的一种思想解放，让人们不再信任欺骗眼睛的手法，而是使用破坏性消极的手法隐喻社会疯狂逻辑。

丹托认为必须扩展审查领域，用更深层次哲学来阐释那些看似丑陋而非正面的现代工作，比如杜尚的小便池安迪·沃霍里的肥皂箱和达米·赫斯特苍蝇。这并非对其价值贬低，而是要理解他们作为情绪表达的一部分，不应成为禁忌。此外，他把审查分为三类：自然之物、具有意义之物以及商业化改变表象而非实质之物；后者即左翼文化批评者的轻浮无知行为，以某种标准歧视或以健康生活方式推销商品制造社会等级；这种以名义上破坏事物才是真正滥用事物。

90年代初期，“审查”似乎开始重返现实世界。在英国印度裔画家安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的作品《怀孕时》（When I am Pregnant）(1992) 中，它是一个极简轮廓从墙壁凸显出来，看似女性乳房或子宫。一方面它独立存在，又依附于建筑结构，从正面看像隐约凸起侧面则呈现具体形象利用光线突出纯粹形式模糊显示现实虚幻界限呈现生命即将破土状态既平静又荡漾让人沉浸宗教冥想世俗期待之间。在伦敦肯辛格花园展出的《天镜》（Sky Mirror），巨大的不锈钢凹凸镜反射天空云朵环境周围环境反映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意义变成自然景观一体变为康斯太勃风景画忠实记录时间季节变化。在纽约市展示时则吸引人眼球融入城市景观变成街头公园公交车停靠站点其中之一形成新的都市生态图案让行走者停下脚步思考城市空间与个人关系之间互动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