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亦杨美的回归艺术品未来趋势中的当代转向
自1960年代以来，理性的、观念性为主的艺术一直占据主导，冷漠、酷炫、丑陋甚至“恶心”成为当代艺术的研究热点，美和美学被抛到一边。然而，近20年来，当代艺术界出现了“美的回归”趋势，比如卡普尔的大豆、埃利亚松的人造彩虹、大卫·哈特（David Hockney）的山水画……艺术似乎在回归情感，转向一种热情的、亲密的、感性的艺术实践。
美的复兴还是美的滥用？卡拉瓦乔与托马斯，在他们作品中展现了对人体结构深刻理解与强烈的情感表达。《多疑的托马斯》中，不仅展现了托马斯的手指探入身体之内，更传递了一种宽容与信任。在梅普勒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的摄影作品中，“托马斯”的质疑转到了人自身存在，有时甚至变成了对神明亵渎。尽管不再有宗教救赎，但这些图像本身所传达的情感力量却一样强大，都能牢牢地吸引观众的心灵。
戴夫·希基是最早把审美问题拉回到当代艺术讨论中的批评家。他预言，在未来的十年，“美”将回归，并且在他的文章《不可见之龙》（The Invisible Dragon）中，他提出了反对反美学倾向的一系列论点。他认为，从文艺复兴大师到现代主义者，无论作品是否带有功利目的或说教成分，创作从始至终是一场纯粹而充满乐趣的事业。
克里斯·博顿《另类越南纪念碑》的例子也展示了这种重视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情怀。当我们面前的是林璎（Maya Lin）精致而优雅地设计的地形纪念碑，而不是克里斯·博顿粗糙简陋的地板纪念碑，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这两者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正是丹托所提倡的情感触动力。
丹托提出警告：20世纪之后，当一切皆可可能之后，过度理论化将使“美”逐渐枯竭，把艺术简化成人类学教科书。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考虑那些几乎消失了但仍然令人愉悦的事情。而丹托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追求某种固定的或永恒不变的标准，而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寻找新的意义。
安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则是极少主义和概念性之间融合形式和内容的一个典范。他在《当我怀孕的时候》这样的作品中使用光线突出形式纯粹，将物质显现与消失模糊，使得生命即将破壁而出的状态变得既平静又荡漾。这件作品不仅展现了他对于生命力的崇敬，也让人们沉浸于宗教冥想与世俗期盼之间。他的另一件名作《天镜》（Sky Mirror），无论是在自然环境还是城市环境下，它都能反映不同的环境，与观众产生不同的意义，让人们反省自己与环境之间关系，同时享受自然景色带来的快乐。
总结来说，“ 美”的回归并非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一种新时代下的探索，是一种对于更深层次情感表达方式的大胆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误解和滥用，以真正尊重并珍惜这一重要方面来推进我们的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