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0年代以来，理性的、观念性为主的艺术一直占据主导，冷漠、酷炫、丑陋甚至“恶心”成为当代艺术的研究热点，美和美学被抛到一边。然而，在过去二十年中，当代艺术界出现了“美的回归”趋势，比如卡普尔的大豆、大型天镜，以及埃利亚松的人造彩虹等作品。这些创作似乎在追求一种更接近人类情感、更加亲密和感性的交流方式。

"美的复兴还是美的滥用"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艺术理论中，批评家戴夫·希基(Dave Hickey)是最早把审美问题拉回到当代艺术讨论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不可见之龙》(The Invisible Dragon)中提出，对于反对美学倾向，他认为从文艺复兴大师拉菲尔(Raphael)、卡拉瓦乔(Caravaggio)到当代艺术家梅普勒索普(Mapplethorpe)，无论作品是否带有功利目的或说教成份，其本质是一场纯粹且充满乐趣探险。

比如，在卡拉瓦乔的《多疑的托马斯》(The Doubting Thomas) 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别感人的场景：托马斯伸手插入耶稣受难体内。这不仅展示了托马斯多疑，也展现了宽容。当我们凝视这幅画时，我们无法抗拒地跟随着托马斯的手进入身体，从而获得某种心灵上的救赎。相似地，梅普勒索普在他的摄影作品中也表现出了类似的主题，即便它们可能包含SM内容。此时，“托马斯”的质疑转变成了对人自身存在以及神明存在的一种亵渎，但即使如此，这些图像依然能以其强大的力量吸引观众。

尽管意义和道德指向完全不同，但卡拉瓦乔宗教画与梅普勒索普照片所传达的情感力量一样强大，它们都能够牢牢吸引观众，因为它们抓住了艺术本质，并具有超越道德说教的情感之美。然而，由于机构化博物馆文化、学院主义教育以及僵化意识形态构成西方当代艺术系统，使得枯燥乏味成为现代绘画最大的问题。

90年代另一位提倡“美”的辩护者是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他提出过“藝術死亡論”。他认为 美是一种触动心灵的方式，可以将悲痛转换成平静忧伤，将痛苦转换为温柔愉悦。在他的文章《另类越南纪念碑》（Alternative Vietnam Memorial）中，他比较了林璎（Maya Lin）的《越南战争老兵纪念碑》（Vietnam Veteran Memorial）（1982）与克里斯·博顿（Chris Burden）的《另类越战纪念碑》（The Other Vietnam Memorial）（1991）。他赞赏林璎作品从概念形式上全然不同凡响，而博顿作品则缺乏任何形式上的魅力，只是一个围绕钢柱旋转的小广告栏，上面几乎看不清死者的名字。这让丹托发出警告：20世纪之后，当一切皆有可能之后，不要过度理论化会使“美”逐渐枯竭，把它简化成人类学教科书。

丹托警告我们不要忘记享受并愉悦的事物，同时也要求重新考虑那些几乎消失但仍旧令人享受和愉悦的事物。他解释说前卫运动是一种思想解放，让人们不再相信欺骗眼睛的事情，而是攻击社会的一种方式，就像达达主义那样，用破坏性消极工作来隐喻讽刺这个疯狂贪婪逻辑世界。而丹托认为现在需要扩展我们的理解，用更深层次哲学来阐释那些看起来不符合标准的事物，比如杜尚的小便池安迪·沃霍尔肥皂盒及赫斯特苍蝇片。

最后，丹托认为第三类类型—商业化修饰，是左翼文化批评者通常批判轻浮不公正商业行为，如歧视非标准人群或以健康生活作为名义进行商业推销制造新的社会等级，这才是真正滥用的精髓。但不同于柏拉图式永恒不变之谜，他延续黑格尔绝对精神论三阶段：“宗教philosophy”，寻求如何利用这种力量进行社会变革，以避免陷入纯粹感觉浅显表面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