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亦杨美的回归艺术品真正能交易的平台上的当代艺术转向
自1960年代以来，理性的、观念性为主的艺术一直占据主导，冷漠、酷炫、丑陋甚至“恶心”成为当代艺术的研究热点，美和美学被抛到一边。然而，近20年来，当代艺术界出现了“美的回归 ”趋势，比如：卡普尔的大豆、大型彩虹般的人造雕塑作品等。这些作品似乎在回归情感，转向一种热情的、亲密的、感性的艺术实践。
卡拉瓦乔与梅普勒索普
戴夫·希基(Dave Hickey)是最早把审美问题拉回到当代艺术讨论中的批评家。他在《不可见之龙》中向反美学倾向提出强烈。在他看来，从文艺复兴大师拉菲尔(Raphael)、卡拉瓦乔(Caravaggio)到当代艺术家梅普勒索普(Mapplethorpe)，无论作品是否带有功利目的或说教成份，艺术创造从来都是一场纯粹的探险。
比如，在《多疑托马斯》中，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感性的场面：托马斯把手插入伤口中。这幅画不仅展现了托马斯多疑，也展现了宽容。观众在看这幅画时，不由自主地跟随着托马斯的手一起进入身体深处去感受某种心灵救赎。而梅普勒索普摄影作品(包括SM内容X系列)中的“托马斯”折叠、挤压自己的身体，最终变成了对神的一种亵渎，但图像本身却依然能够牢牢吸引观众眼球，因为它们抓住了人类共有的情感需求，即使意义和道德指向全然不同。
丹托与希基
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则是在1998年的论文《美与道德》中提出了关于“美”的辩护。他认为林璎(Maya Lin)设计越战纪念碑所传达的情感远胜于克里斯·博顿(Chris Burden)设计另一件纪念碑，这后者虽然记录了三百万越南人牺牲者的名字，但形式上毫无吸引力，只能提醒人们敌方也有伤亡，却无法触动人心。
丹托警告说：“20世纪之后，当一切皆有可能之后”，过度理论化将导致‘’（beauty）的枯竭，把它简化成人类学教科书。“”[5]他要求重新考虑那些几乎消失了一切令人愉悦和享受的事情，并且警告说，“”（beauty）不是终极目的，它们应该被视为一种触动内心力量并从而进行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而非单纯为了欣赏其本身存在的事物。
安尼什·卡普尔
90年代初期，“”（beauty）似乎开始回归英国印度裔雕塑家安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 b.1954)正是这一潮流中的先驱之一，他以极简主义和概念性风格融合形式与材料，使得他的雕塑既具有独立形态，又融入建筑环境中。例如，《当我怀孕的时候》（When I am Pregnant, 1992），只有一轮廓凸显出来，看似女性乳房或子宫，与墙壁相互映照，同时又独立存在；光线突出其纯粹形式，让物质显现和消失，以及现实与虚幻之间界限模糊，为生命即将破土而出的状态提供了一种宗教般冥想式体验。
更重要的是，《天镜》（Sky Mirror, 2001）展示了世界如何通过巨大的凸透镜倒置过来，让我们沉浸于自然景色之中反思自身与环境关系。在伦敦肯辛顿花园展出时，它不仅融入自然景致，更像是康斯太勃罗浪漫主义风景画中的瞬间捕捉，一直记录着时间及季节变化，不断更新自己对自然界的情绪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