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亦杨美的回归雅昌艺术网探索当代艺术新转向
自1960年代以来，理性的、观念性为主的艺术一直占据主导，冷漠、酷炫、丑陋甚至“恶心”成为当代艺术的研究热点，美和美学被抛到一边。然而，近20年来，当代艺术界出现了“美的回归”趋势，比如卡普尔的大豆、埃利亚松的人造彩虹等。这些作品似乎在回归情感，转向一种热情的、亲密的、感性的艺术实践。
这场关于美与非美之争，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如戴夫·希基（Dave Hickey）和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发表了他们关于“美”的看法。
戴夫·希基是最早将审美问题拉回到当代艺术讨论中的批评家之一。他认为，从文艺复兴大师如拉菲尔和卡拉瓦乔到当代艺术家梅普勒索普，无论作品是否带有功利目的或说教成份，创作本身从来都是一个纯粹且充满乐趣的探险过程。比如，在卡拉瓦乔的一幅名作《多疑的托马斯》中，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感性的场面：托马斯把手插入伤口中。这不仅展现了他的多疑，也展示了宽容。而在梅普勒索普摄影作品中，“托马斯”的质疑转到了人自身存在，有时甚至变成了对神的亵渎，但即便如此，这些图像仍能牢牢吸引我们的眼睛，因为它们抓住了艺术本质，即使意义和道德指向全然不同。
另一位提倡“美”的辩护者是哲学家阿瑟·丹托。在他1998年的文章《美与道德》中，他提出，“美是一种触动心灵方式，可以将悲痛转换成平静忧伤，将痛苦转换为温柔愉悦”。他比较了一件林璎设计的小型纪念碑，与克里斯·博顿设计的大型纪念碑，并认为林璎作品既具有概念性，又富于形式表现，而博顿作品则缺乏这种双重特征，只能提醒人们敌对方也有伤亡，却不能触动人心。
丹托警告说，如果我们过于追求理论化，那么“ 美”就会逐渐枯竭，把艺术简化成人类学教科书。他要求重新考虑那些几乎消失但令人享受和愉悦的事物，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它们。他还解释说，当前卫主义一开始，它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让人们摆脱欺骗眼睛的手段，用破坏性的或消极的事情隐喻社会疯狂逻辑。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反抗精神可能会变得肤浅，不再真正触及社会的问题。
安尼什·卡普尔是一位融合极少主义与观念主义并非形式上的印度裔英国画家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其几件著名工作，如《天镜》，展示了如何用光线突出形状，使物体之间模糊，使现实与虚幻之间无明确界限。此外，《大豆》（When I am Pregnant）利用光线突出了形状，使其既像是身体的一部分又像是墙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独立存在也附属于建筑结构。这类似于宗教冥想以及世俗期盼间沉浸式体验，为观众提供了一次深层次思考环境与自己关系的情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