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总管梁金生：我在故宫守护文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梁金生的爷爷梁廷炜和父亲梁匡忠参与护送故宫文物南迁避开战乱。1949年，爷爷又运送了一部分文物去了，而父亲留在了南京。“原本以为跟以往每次迁移一样”，不料，家人被分隔两岸。

38年来，我在故宫工作，他主持完成了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次文物清理。在故宫里，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两点一线，我搬过2次家换过5辆自行车。不喜欢与人挤公交，一堵车他就急。他有种妻子苏剑始终理解不了的急迫感，“他恨不得每天一出门，就能立马坐在办公室里。”

他的生活轨迹在文物和历史中穿梭。如果不是最近热播的电视节目，他几乎与熙攘的现代生活没有交集。我曾是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主任，在退休前主持完成了180多万件文物精确到个位。人们叫我“大内总管”。综艺节目《国家宝藏》播出后，让年轻人看哭了！他们刷屏：“看哭了！”

从东华门进去，再过去三座门，就是紫禁城原来的会典馆，那就是我的办公室。

综艺节目的播放吸引记者和老友的探访。“您今天点击量挺高啊！”东华门保安见记者来访，在电话里逗乐儿，“平时没什么人，这两天来的可不少。”

我的工作并不像电视上展现得那么“波澜起伏”。更多时候，我拿着放大镜趴在桌子上“翻旧账”。

我最珍贵的是几本时间的油印目录，因为经常翻阅，所以书页油黄、破损露出白色的装订线。陪伴我的还有那只生锈的蓝条铁皮暖水瓶。

“我这几件东西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同事拿着账本跑来咨询。“这应该是建长江大桥时候挖到的。”我摘下老花镜凑近前看了一眼，又戴回眼镜语气肯定。

38年的生活轨迹主要是在处理一个事情——管账。

从办公室出来向西走，不远处就是文渊阁。我爷爷当初就在那里保管《四库全书》。再往前推，我高祖父和曾祖父都是清宫如意馆画师。我家五代都曾在故宫工作。他父亲则17岁就进入 故宮干了一辈子 文 物 保 管 到 2002 年 退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参与护送故宫文物南迁躲避战乱。1949年，他们又运送部分文 物 去 了 而 留 在 南 京 “ 原 以 为 跟 以 往 每 次 迁 移 一 样 ” 不 想 家 人 分 隔 二 岸

紫 禅 城 运 出 的 一 三 四 九 一 箱 文 物 一 分 为 三 —— 南 京 、 北 京 ， “ 三 个 地 方 的 箱 子 数 加 起 来 最 后 对 不 上 ”

1993年，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些被爷爷护送的文物时，那些被溥仪赶出的皇宫后的遗存按不同时间编上了不同的编号。我需要逐一核查，还要把不同编号的考证、理顺。

2003-2010期间，我主持了第五次文明清理工作，用心想给 故 宫 做 一 本 清 清爽 瞬 的 文 物 账

王硕协助管理账目，她觉得我挺严厉。她说：“七年的文字清理，一百八十多万件东西，一件一件去找，每个数字一点一点算出来。”

20万字乾隆大藏经以前不算是重要文献，但清理时列入其中。这7年的努力让很多遗失的问题得到解决，也有一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现在，我正在核对《古 宫 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这些资料从老人的手中传下来，是关于溥杰偷出并带离朝廷的一些文献。当系统里出现记录说明当年的失散之处已经找回来了。那本录有二千余项但实际找到不足二百项。这让我更加坚定继续追寻那些遗失之事。

用右手食指敲击键盘低头核对名字时，要么摘下眼镜，要么端起放大镜。一阵午后的阳光洒落于绿琉璃瓦沿边上的灰喜鹊叽叽喳喳地飞翔着。我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两点一线。

对于职业选择，我绝非随遇而安的人选。但即使如此，也有人说：“你家的墙厚。”

那个年代，你们说我们家海外关系不好调查所以申请入党失败。不过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时，只要回北京掏粪扫街都可以，但只有我始终保持沉默。那时，我们讨论大家都想回到北京做什么，而只有他永远不吱声。而那时候，他给刚满月的小孩取名为骏马，即将扎根草原。

场长信任他推荐教小学课。他帮办好回城指标，说为了孩子也得回北京。他想，“要回北京，就一定要回到故宫”。

除了感情因素，正是因为这样特殊年代里的港湾才是我选择返回的地方。在工程队，他当壮工，与泥土共处。当壮工的时候，一群裸露膀胱穿蓝色劳动布裤脚踏绿色解放鞋。你知道吗？那样的日子真的很难忘呢！

最后一次回到工程队之前，他还给自己设定了一份计划——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懂得如何处理这个世界的人。但无奈命运安排，让他的梦碎零零碎碎地散落在地面间，如同细雨中的落叶，无声无息却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灵魂。而今，在纷繁复杂的地球另一角落，有一些声音开始响起，它们诉说着过去的事情，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