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国画） 135.5×107厘米 1956年 蒋兆和 中国美术馆藏

蒋兆和是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绘画大师，他在传统中国人物画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创造性实践，对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和学院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近日在北京泰康美术馆启幕的“境在苍穹寥廓中——蒋兆和艺术文献展”即聚焦蒋兆和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艺术创作和教学历程，40余件珍贵作品及相关文献资料，通过“媒介自觉”“体系建设”“古人今映”三个主题深入研究蒋兆和在中国水墨人物画创作和新中国美术教育两个维度实践的广度与深度。

展览的主题源自蒋兆和晚年时的自画像题识：“苍穹寥廓凌云鹤，四海波光浴彩虹”。画中的蒋兆和面带微笑仰望苍穹，仿佛亲历的20世纪中国发生的沧桑巨变一幕幕在自己眼前闪过，贫苦不屈的人民，开国大典的欢欣鼓舞，保卫和平、建设祖国的时代潮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教学体系，在自己的笔下都留下了生动的记录。这幅自画像正是他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下，保持“为民写真”的艺术探索的勇气和创新精神的写照。

蒋兆和生于1904年，自幼家境清寒。因此，蒋兆和13岁就开始学用擦碳画法画像、布景，补贴家用。16岁后流徙上海，先后在先施公司照相馆、新新公司、绮华公司工作7年，从事门市商品广告画和橱窗美术设计，成为上个世纪20年代初上海商业领域工艺装饰美术设计的佼佼者。

在以求新、创新为风尚的环境中，与世界各大都市同频的上海为蒋兆和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养分。从1920年到1936年，他在实践中不断吸收来自广告设计、时装设计、摄影、图案、素描、油画、雕塑、水墨等不同媒介的表现技巧与规律，为他推动中国画的人物造型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6年以后，蒋兆和的艺术实践专注于中国水墨人物画，奉现实主义为圭臬，在继承中国民间写真艺术、传统国画“骨法用笔”的同时，吸收西画素描技法的科学元素。从忠实地刻画对象心境的特点出发运用笔墨，生动地传达出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形象的气韵与个性。这一时期，蒋兆和的作品主要聚焦于战争与社会动荡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这些作品是对残酷现实的直面描绘，背后流露的则是对和平生活的深切渴望。正如蒋兆和在画册上写下的自序：“知我者不多，爱我者尤少。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惟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

此次展览展厅中央悬挂着的《流民图》动态影像，生动地呈现了当时的农民、工人、市民、知识分子、老人、儿童、残疾人等不同人物在战争年代的沉重苦难。《卖子图》则描绘了荒年卖子的时代伤痛中，互相抚慰，迟迟不肯分别的爱，“以后须珍重，不比阿娘边”。《拜新年》刻画了抗日战争中北平沦陷后沦陷区人民的精神样貌：“过了一年又一年，重重心事不能言。向君拜拜祝努力，你我光明有一天。”与一般新年主题的祥和喜庆不同，画中女子虽然也身穿淡红旗袍，脸上却不自觉地露出家国沦丧的忧思。但在一片惨淡当中，女子的眼神却异常坚定，流露出对祖国未来沉默而坚定的信念。

新中国成立后，蒋兆和作品的主题完成了从战争到和平、从苦难到奋斗的转变。这不仅是蒋兆和个人艺术主题的演变，也是新中国艺术界团结成一个整体所经历的共同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是在1949年10月1日当天创作完成的画作，画中一名工人和一位农民，肩并肩地站立在手持镰刀和锤子的人群中间，他们脚下簇拥着洁白可爱的和平鸽，象征着新时代的和平与繁荣。这幅画被亲切地称为“人民图”，它集中体现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和胜利的红色主题。蒋兆和还创作了大量工农建设者的劳动肖像，将艺术与劳动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著名的《九兰打夯》，是中央美术学院组织教师和学生到工地劳动、创作时，蒋兆和以九名女工组成的模范劳动小组为对象创作的画作，仿佛能在其中听到“鼓足干劲争上游，人民生活穷变富”的劳动号子回响。中国美协蒋兆和研究会副会长刘曦林评价说：“蒋兆和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一开始的创作便接着地气，就着眼于底层的穷苦民众，他的创作都是老百姓能看懂的东西，那些题词也是老百姓口中的话，他总是以一颗同情人、爱人之心进行创作。”

面对新的时代命题，蒋兆和在坚持创作反映时代新貌的作品同时，也将自己的精力投入教学工作中。蒋兆和的教育体系以生活、传统、创作的“三位一体”为原则。他探索出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学生个人情况因材施教的教学步骤，循序渐进。从低年级的写生基础教学到高年级的人、山、花分科教学，从“肯定”“准确”到“尽精刻微”，为创造性运用打好用笔、用墨的基础。并且分别制作临摹、写生、创作的教学大纲，“以写生为核心、以临摹为援补、以创作为目标”。

在国画艺术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刻，蒋兆和在中央美术学院建设了中国画造型基础课体系和水墨人物画教学体系，把传统的老师带徒弟的方式发展为系统的教学方法。在《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关于中国画的素描教学》《中国水墨人物画的造型规律》《谈传统人物写生的基本锻炼》中，蒋兆和不断总结教学理论，明确提出“以白描作为中国画的造型基础，融会贯通外来艺术”，并分别确立了学习素描和水墨的原则和方法，建立一套较完整的现实主义中国画教学体系。它与徐悲鸿的教学思想并称为“徐蒋体系”，在新中国美术院校国画教学建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满足新中国文化建设以及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蒋兆和在20世纪50年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为古代历史人物造像，并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其中，以画家自身为原型创作的《杜甫像》，作为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杜甫名篇《登高》的标志性配图尤为深入人心。这不仅为唐代“诗圣”赋予了全新的视觉形象，还因网络上流行的“杜甫很忙”涂鸦而成为流行文化符号，彰显了蒋兆和作品跨越时代的社会影响和文化价值。

除了《杜甫像》，李白、陶渊明、苏东坡、白居易等古代文学巨匠，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李时珍等古代科学家的形象都经由蒋兆和之笔进入公众视野，在大多数古人缺乏真实画像的情况下，蒋兆和不仅让这些曾经面目模糊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更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塑造了国人对于古代历史文化名人的集体想象与记忆。

可以说，蒋兆和以其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引领了中国水墨人物画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为当代水墨人物画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以及“为民写真”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他的人物画作品不仅展现了对人物形象的真实刻画，还传递了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思考。如果说在20世纪中国画的变革中，一定程度上人物画的发展最具开拓空间，那么蒋兆和在20世纪人物画创作实践中积累的思考和探索经验无疑值得做更深入的挖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