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已经苏醒（油画） 95×130厘米 1982年 何多苓 中国美术馆藏

他的画，有种朦胧的诗意和淡淡的忧伤；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文雅，总能让人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到他的智慧和魅力。诗歌是他绘画的营养，画笔是他抒情的工具，色彩是他灵魂的音符。他就是中国当代抒情现实主义油画的代表人物何多苓。

人们对何多苓最初的印象来源于“伤痕美术”“乡土现实主义”等标签，熟知他的《春风已经苏醒》《我们曾唱过这支歌》《雪雁》等载入美术史的经典之作。而近期正在湖北美术馆展出的“非叙事——何多苓的绘画”展览，精选了何多苓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试图呈现一个更丰富、更鲜活的何多苓，以“非叙事”的视觉表达与展览路径去呈现其创作中不曾间断的，关于自然、人、诗与文学的“个人化”叙述。

何多苓1948年生于成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少年时代的作品就有现实主义倾向，与一般的儿童画截然不同。中学时期的何多苓对航模和无线电大感兴趣，有不少钢笔画表现了舰船、火车、飞机的细节，令同学叹为观止。

1969年，何多苓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插队，乡土生活给予何多苓极大的启发。他被大凉山那苍凉、壮美的自然环境所震撼，更为重要的是，在与知青同伴的交流与分享中，他阅读文学名著、欣赏音乐、看到了大量俄罗斯油画和一部分印象派的印刷品，“始终处在一种审美的乐趣和状态之中”。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滋养了他的灵魂；大凉山雄奇的自然风光，浸润了他的艺术创作；对雷诺阿、列维坦和谢洛夫的一见倾心，奠定了他后来的美术道路。或许从那个时候，他无拘无束的、诗意的、自由的艺术风格就已经形成。

1977年，已在四川美术界小有名气的何多苓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那一年他29岁。1979年他又考上四川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毕业那年，他以毕业作品《春风已经苏醒》一举成名。这幅画以知青生活作为题材的切入点，但思考的却是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奇妙关系。创作期间，何多苓被美国艺术家怀斯的作品《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的超级写实画法吸引，画面情调也极为契合他当时孤独的心态，特别是怀斯作品刻画的地理环境与凉山的自然环境类似。因此这幅画无论是构图色调肌理，都能明显看出怀斯的影子。这幅画被认为是“伤痕美术”的代表作，主要在于画面情绪的营造：孤寂的少女在一片枯草地里，略带伤感、忧郁，但整体画面又给人以一种春风吹又生的希望，刚好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文艺青年甚至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绘画技法上，无论是女孩皮肤的质感，还是对清风吹过时微妙表情的捕捉，这种对情绪特质的个人化描绘在当时是较为少见的。

在何多苓看来，外界将自己贴上“伤痕美术”的标签，并不十分恰当。他创作《春风已经苏醒》时，只是单纯地想要将他在下乡时跟自然界亲密接触的神秘感觉表现出来，“因为我没有想过画伤痕，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伤痕……《春风已经苏醒》是自己在抒情。”何多苓说。毋庸置疑的是，《春风已经苏醒》对何多苓此后的艺术道路具有重要影响，这个时期是其形成个人技法的最初时期，对题材的抒情化处理、表达朦胧含混的情绪等，奠定了何多苓此后10年的绘画风格。《青春》《带阁楼的房子》《雪雁》等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佳作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色。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何多苓的艺术创作焦点转向描绘他所熟悉的女性形象。他笔下的女性逐渐从唯美、理想化的描绘，向更为真实、世俗化的方向转变，但那份独特的“诗意”气质始终贯穿于他的画作之中。从《女孩》《乌鸦》等系列作品中便可见一斑，何多苓不再仅仅满足于呈现精神肖像，而是更深入地探索与之相契合的语言形式。在表现手法上，他也实现了从早期怀斯式的繁密风格到极简主义和大面积白色基调的转变。这种空白的背景不仅赋予画面以强烈的秩序感，更营造出一种神秘而空灵的艺术氛围。

20世纪十年代的出国经历也促使何多苓在绘画语言上努力求变。在美国，他频繁出入于博物馆，被其收藏的宋代文人画真迹所震撼，在异国他乡突然“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之不可言说的大美，于是他尝试着在自己的创作中引入一些中国画的元素。回国后，他毅然放弃了自己以前的风格，抛弃了写实优势，开始了全新的尝试：在继承中国古典绘画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油画语言的绘画性，融汇中西绘画观念及技法，形成优雅而蕴有诗意、单纯但又隐含神秘的绘画语言。

近些年来，何多苓依然继续着自己的艺术探索，其风格、主题都在不断变化，他开始创作动物、森林、草原等题材，如《原上草》系列、《没有我们的世界》系列等，试图呈现人类世界以外的世界，如今的他，面对绘画和生活，都更加从容。他坦言是“一个经过文化改变的自己”。

画如其人，何多苓精心营造了水汽氤氲、松郁朦胧的氛围，寄予了他如诗人般的淡泊情怀，仿佛在诉说着对尘嚣世界的疏离与超脱。这一“忧郁而抒情”的现实主义色彩，是以绘画技术语言为拓进的艺术追求，是以个人精神为追求的图像表达，是超越“叙事”功能之外的更自我、更真诚、更宽泛的诗意性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