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精美的痕都斯坦御题诗白玉洗，以惊人的924.64万元成交价被人们瞩目。更是有2009年秋拍时，清乾隆时期的痕都斯坦白玉壶和白玉镶金嵌宝洗，在北京匡时和长风拍卖行分别以151.9万元和148万元的大费用买家争相抢购。痕都斯坦玉，从古老的历史尘封中走来。

在中国悠久的玉器发展史上，清代无疑是中国玉器制作的一个高峰。在这期间，尤其是乾隆年间，由于乾隆皇帝对爱好玉石的热衷，不遗余力地提倡并收藏旧品、创作新品种，使得清代甚至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巅峰。此外，还引进了外域的一些独特艺术品，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那些来自印度北部地区——痕都斯坦的地标性物品。

那么什么又是那令人神秘兮兮的地理位置不明的“痕都斯坦”呢？据记载，在清朝乾隆年间，大内宫廷以及私人收藏中，都存有大量这类奇珍异宝。然而，我们却找不到确切答案。这一谜团直到由乾隆亲自撰写《天竺五印度考讹》，将当今北印度与巴基斯坦一带所贡献的玉器定名为“痕都斯坦”，才逐渐揭开了迷雾。

为什么这些异域风情及高超工艺之物能让刚登基不久的乾隆皇帝如此着迷？有人认为，这与他宠妃香妃有关。当时，她极受皇帝喜爱，并且为了讨得她的欢心，使她安心皇宫，不恋故土，便不惜花费大量财力，在宫殿中复原西域贵族生活的情境，而这些珍贵而罕见的地标性物品自然成为居室陈设中的首要之选。

进入宫廷后，这些来自遥远土地但又具有浓厚异域风情与独特艺术风格的小巧玲珑之物迅速赢得了乾隆的心，让他对这种不同于传统中国风格的手工艺作品爱不释手。他甚至赞颂道：“西昆率产玉，良将出痊。” 在诗文中，他多次表达过对此类作品的情感，如：“薄过刻片楮，轻喻举毛鸿”，或许正因为它既莹净，又如纸一般薄弱，“非中土玉工所能仿佛也。”

从1768到1817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每年春秋两季，都有4000余公斤上等和田玉料被运送至京城，并在内务府和苏州设立专门仿制这些奇妙瑰宝的手工作坊（称“西番作”）。不过，由于这种采用伊斯兰式装饰而造型别致、胎体透薄、纹饰流畅的手工艺耗费巨资使用时容易损坏，因此到了晚期便停止了制作。

对于这一切，纪晓岚曾经这样评价：“今琢玉之巧，以痊皆第一。” 这样的评价无疑显示出了这个时代对于病态美学上的追求，以及对一种特殊技法卓越性的认可。而这些小巧玲珑、质地透明、纹饰隐起的小玩意，与我们传统习以为常的大理石般光滑，或仅用阴线浮雕作为装饰迥然不同，它们善用细腻金丝或银丝勾勒出花纹轮廓，再加以镶嵌各种玻璣、宝石或者金银片或其他材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审美趣味，更是一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从造型到纹饰，从纯色透明晶莹到多层浅浮雕捕捉大自然生机，再到五颜六色的镶嵌营造华丽气氛，它们都是一个世界观念、一种审美趣味、一种文化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现在，无论是在市场还是博物馆展览，它们仍然吸引着人们寻根溯源，用眼触摸，用心感悟，那份历史沉淀下的深邃智慧，那份文化交融后的独特魅力，让我们每个人都不禁沉醉其中，就像那位曾经深陷其中的人一样——即使千百年之后，他们依然无法忘怀那个名字：干龙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