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三字经熊继柏谈中医读书的苦抄与背诵体现艺术教育美术论文的人物场景
我从中医书籍的阅读经历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记得有一次，我被问及自己的学派和文化水平，我自豪地回答说自己既是学徒，也是学院派，因为我的出身就是一个学徒。
回忆起二十年前，我的老师彭坚教授曾经提到过一个名为“熊继柏现象”的概念，他建议湖南中医界应该研究这个问题。这让我思考的是中医教育本身，而不是个人成就或所谓的“现象”。
在那个时代，没有原版书籍可供购买，因此我只能抄写师傅手中的书籍。这种苦干与刻苦背诵成了我打下基础的主要方式。我记得最初学习的是《雷公炮炙四大药性赋》，那时每天早上都要花费几个小时来背诵这四个药性的特点。
接下来，我逐渐学习了《药性歌括四百味》和《医学三字经》。这些书虽然内容丰富，但由于没有原版，我只能抄写师傅的手稿。在这过程中，错误不断，但每当发现错别字或者理解不透彻时，师傅都会耐心地指正并再次教授给我，让我重复学习直至掌握。
随后，我开始学习内科学，首先是陈修园的《时方妙用》，然后是胡岱峰老师跳跃式教学下的《伤寒论新注》。在 胡岱峰老师指导下，我不仅学会了背诵，还学会了解读那些古文中的精髓，每一句对话、每一次疑问，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像猪肤汤里的“五苓散”、“白饮和服”，这些都是我读书时产生的问题，它们如今依然清晰可闻。
最后，《金匮要略》的太阳篇成为了一项艰难挑战，但最终完成后，我感到无比满足。在1958年，当国家推行“知識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之后，我决定踏上实习生涯，从此开始我的医疗生涯。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个年代的苦干与刻苦背诵，以及师傅们耐心教导之下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