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抽象艺术探索：从前卫美术到当代实验

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广东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和经济中心，其对抽象艺术的发展贡献值得关注。然而，在本土“抽象”之路中，广东似乎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热度。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需要深入了解。

20世纪30年代，以梁锡鸿、李东平、赵兽等广东籍艺术家为主体的前卫美术团体中华独立美术协会成立，他们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影响，并与日本及上海的现代美术网络相连。在这期间，梁锡鸿等人就开始讨论并分析塞尚、马蒂斯以及立体派等形式问题，这些都是后来中国本土抽象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参考点。

1935年8月《艺风》第3卷第8期发表了梁锡鸿关于立体派形式理论文章，而10月《艺风》第3卷第10期则介绍了超现实主义，并将赵兽与毕加索、勃拉克、米罗等并列。这些早期探索成为了我们追溯广东抽象型艺术历史线索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后，1981年起，广州美术学院教学大楼105号房间逐渐形成了一批院内外勇于探索的小沙龙。1983年，他们在省博物馆举办油画展，其中包括大量抽象作品，这次展览引起强烈反响。此后，该群体还将这种探索落实到教学改革上，为学生们提供自由创作的机会。

除了这一流派，还有“南方艺术家沙龙”，他们在中山大学举办了实验展，但因外部原因停止活动；而1990年代初出现的大尾象、“一代”、“阳江组”以及水墨运动，则是当代特色的新兴现象。

尽管如此，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广东抽象艺术并未形成专门团体和流派，而是在具备一定独立性基础上的个别选择进行表达。张晓凌、孟禄新指出：“1986年后许多艺术家转向了抽象，不仅因为形式实验，更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构成一种‘纯粹’的‘另一个世界’。”此种倾向至今仍然存在，是由于对于图像绘画厌倦，以及希望自省和观念自足导致的一种选择。

回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分出三类趋势：第一类是70年代末以来的传统元素与西方现代化结合；第二类是80年代以后的西方表现主义语言实践；第三类则是在近十年强调观念日常修为，如有的外表给人错觉但实际有具体对应物。这三类各处不同时间阶段，却又非截然替换关系。因此，对于中国本土“抽象”的理解需要从自身角度寻找解读途径，而不是简单依附于西方叙事模式下进行分析。而“abstract”这个词汇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遮蔽了很多工作具体指向，因为它们面临的问题和呈现方式并不相同。

高名潞提出极多主义概念，即将传统与当代经验融合，以建树具有中国性的研究结晶。而黄专则提出了气韵学说，将其应用于当代abstract art，以避免完全依赖西方理论，同时建立整一性原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如何既把握时代情境，又兼顾个体独特实践，从而揭示出本土art自身线条，是我们走向事例时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