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0年代以来，理性的、观念性为主的艺术一直占据主导，冷漠、酷炫、丑陋甚至“恶心”成为当代艺术的研究热点，美和美学被抛到一边。然而，近20年来，当代艺术界出现了“美的回归”趋势，比如卡普尔的大豆、大豆孢子；埃利亚松的人造彩虹、大气层中的太阳……艺术似乎在回归情感，转向一种热情的、亲密的、感性的艺术实践。

美的复兴还是美的滥用？

卡拉瓦乔，《多疑的托马斯》中表现过一个特别感性的场面：托马斯把手插入到的伤口中。圣经中说，在所有使徒中，托马斯最多疑，只有他不相信真的复活。卡拉瓦乔画出了托马斯的多疑，也画出了宽容。在看这个画面时，不由自主地跟随着托马斯的手一起进入到的身体中，从而获得某种心灵救赎。

梅普勒索普（Mapplethorpe）的摄影作品，其中包含SM内容X系列，让“托马斯”的质疑转到了人自身存在，有时甚至变成了对神亵渎。尽管不再有宗教救赎，但图像本身所传达的情感力量依然强大，都能牢牢吸引观众眼睛，因为它们抓住了艺术本质具有超越道德说的感性之美。

戴夫·希基(Dave Hickey)是最早把审美问题拉回到当代艺术讨论中的批评家。他预言，在未来的十年，“美”将回归，在当代艺术中再次成为重要议题。在《不可见之龙》(The Invisible Dragon) 中，他向反美学倾向提出强烈。在他看来，从文艺复兴大师拉菲尔(Raphael)、卡拉瓦乔(Caravaggio)到当代文化人物，如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无论作品是否带有功利目的或说教成份，创作从来都是一场纯粹、充满乐趣探险。

克里斯·博顿《另类越南纪念碑》的趣事，是90年代另一位“美”的辩护者阿瑟·丹托(Arthur Danto)提出的。他在1998年的论文《道德与雕塑》(Beauty and Morality) 中提出：“在一个世界里，一切皆可能后，我们应该重新考虑那些曾经几乎消失了但又令人愉悦和享受的事物。”

丹托警告说，如果我们让理论化得过于透明，将会使“美”逐渐枯竭，把它简化成人类学教材或商业宣传工具。他认为即便意义和道德指向全然不同，但这些工作所传达的情感力量却一样强大，都能牢牢吸引观众眼睛，因为它们抓住了真正意义上的感觉之力，即便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也同样能够触动人心。

然而，与希基不同的是，丹托认为 美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一个过程，它可以作为一种触动心灵方式，将悲痛转换成平静忧伤，将痛苦转换为温柔愉悦。这是因为现代前卫运动的一部分是挑战视觉上的欺骗，以及社会等级制度，这种挑战导致人们开始寻求更深层次的心理体验，而非仅仅追求外表上的完善与精致。此外，对于那些看似不合适以往定义标准的情况下被称作“丑陋”的作品，比如杜尚的小便池和安迪·沃霍尔肥皂盒，这些都是为了突破旧有的审查标准，用新的角度去理解与欣赏每个人的独特形象以及他们生活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丹托认为需要扩展我们的审视范围，以便更多地欣赏这些不同的形式及风格，并且对于其背后的思想进行更加深刻理解。

总结来说，无论是通过光线演示出形状，或是在自然环境下反射周围景色，使我们沉浸其中，就连城市环境中的展示也让我们思考自己与环境之间关系——这正是安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通过他的巨型镜子装置《天镜》（Sky Mirror）所展现给我们的东西。当这种装置置于伦敦肯辛顿花园内，其反映出的并非单一景色，而是一系列不断变化而丰富的地球表象，让人仿佛穿越时间流逝，从历史瞬间到自然万象，再至现代都市快节奏，每一次观看都是一段新旅程。而这一切，就是现代art品收购市场提供给我们关于如何重新思考及重估"beauty"（真实之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