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总管梁金生：我在故宫守文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的爷爷梁廷炜和父亲梁匡忠参与护送故宫文物南迁躲避战乱。1949年，爷爷又运送部分文物去了，父亲留在南京。“原以为跟以往每次迁移一样”，不想，家人分隔两岸。

我，在故宫工作38年，我主持完成了故宫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文物清理。故宫人叫我“大内总管”。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我69岁，穿黑色改良中山装外套，戴一副方正的银边眼镜，鬓角的白发微卷，又从镜腿儿下钻出来。

我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两点一线，38年里搬了2次家，换了5辆自行车。

“不喜欢跟人挤公交，一堵车他就急。”都是退了休的人，我有一种妻子苏剑始终理解不了的急迫感，“他恨不得每天一出门，就能立马坐在故宫那间办公室里。”

我的生活轨道在文物和历史里穿梭。如果不是最近火爆的电视节目，我几乎和熙攘的现代生活没有交集。

“我们一家五代都在故宫工作，要论工作时长，不过皇帝，没有比我们更久的了。”10月，在浙江卫视一档节目里，我一句话逗乐了台下的观众。到了岁末12月，《国家宝藏》播出，让年轻人看哭：“看哭了！”

退休前，我是 故宫博物院 文 物管理处主任。我主持完成了一次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文物清理，有180多万件文物，每件精确到个位。《国家宝藏》节目中，你看到的是我的故事，也是我家的故事。

从东华门往里走，从紫禁城原来的会典馆开始，那就是我的办公室。

综艺节目的播出吸引记者和老友拜访。“你今天点击量挺高啊！”东华门保安见记者来访，在电话里逗乐儿，“平时没什么人，这两天来的可不少。”

但更多时候，我拿着放大镜趴在桌子上翻旧账。一本本油印目录，是几十年的积累，因为常翻书页油黄、破损露出白色的装订线。一只生锈蓝条铁皮暖水瓶，是曾经日常使用的小玩意。

“这几件东西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同事拿着账本跑来询问。“应该是建南京长江大桥时候挖到的。”我摘下老花镜凑近前看了一眼，又戴回去语气肯定。

38年的时间主要干了一件事——管账。在办公室出了门往西走，不远处就是文渊阁。我祖父当年就在这里保管《四库全书》。再往前推，他高祖父与曾祖父都是清宫如意馆画师。我这一家五代都曾在此服务过。而父亲则是在17岁进入这座古迹，一直干到退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们一起护送14000箱以上遗失于战乱中的珍贵文化艺术品至南京，以免它们被敌军夺走或遭受损毁。这场行动极其危险，但我们必须保护这些国宝免受破坏。在1949年的政治转型中，我们再度面临挑战，与国民政府协调将一些重要作品运往台湾，而其他部分留存北京继续保存。这段旅程充满艰辛与未知，但我们的决心坚定：无论发生何种变化，我们都会努力保护这些文化遗产，为未来世代传承下去。

1993年，当我第一次站在台北故宮面对那些被亲手护送而来的珍贵文献时，那份情感触动至深。那是一些被溥仪赶出皇宮後，由於善后的委員會為各種遺產設有特別編號（稱為「歲」字號）的書籍與畫作，其中包括永和宮、同順齋、總務處及坤寧宮等地收藏之書籍，以及冬暖閣所收之圖畫，這些記錄歷史長達數千年的文化瑰寶，如今終於能見證它們重新回到這裡，它們對我們來說既熟悉又陌生，其存在讓我們感到溫馨卻又忐忑不安，因為它們代表著一個時代、一個人的奮斗與牺牲，它們也象徵著無法言喻的情感連結與歷史傳承。

2003-2010期間，他主持了一项为期7年的重大项目——一次针对整个博物院所有展览空间的大规模整理活动。这项工作涉及检查并更新展示陈列；修复或重建陈列装置；以及进行详尽的地面图纸设计。此外，还包括对所有展品进行详细评估，并根据需要进行分类、重新布局或移除。此任务耗费巨大的时间与精力，却为人们提供了解释历史价值意义不可多得的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那些过去时代伟人们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同时也让他们活跃于现在社会中，对现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他利用这个机会不断完善系统化管理方式，使其更加科学合理，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2010年，该项目结束后，他撰写了一份包含超过10,000字的手工报告用以验证该项目成果并记录历程。他还获得首个特别贡献奖，这表明他的努力已经得到认可。但即使如此，他仍然感觉不到足够满足，因为他知道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只是还没有找到恰当解决方案而已。当他向大家汇报他的发现时，他竟然因为激动而哭泣起来，这表明对于这样一个拥有如此丰富经验的人来说，即使是小小的心愿也是非常难以达成的目标之一。

如今，当他专注于核查《中国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的过程中，用红铅笔圈选出的仅有数百件，而实际记录上的却有数千余件，这让他陷入沉思之中，无奈地意识到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可能会持续很久很久。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身处繁忙之中，他依旧保持着热爱文字与知识精神，不断探索那些隐藏在地下的秘密，或许有一天能够揭开尘封已久的问题答案，让真相得以浮现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