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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本土抽象艺术探索：从梁锡鸿到现代时期的演变
在中国近年来，抽象艺术似乎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但广东地区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关于这一领域的讨论和展览似乎没有引起同样的关注。这种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我们需要深入探讨。
20世纪30年代，以梁锡鸿、李东平、赵兽等为代表的前卫美术团体中华独立美术协会成立，他们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影响，并将其融入到广州、上海、东京的现代美术网络中。这里的前卫美术更多地指向野兽派、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等形式。1935年8月《艺风》第3卷第8期发表了梁锡鸿文章《抽象形体的理论》，分析塞尚、马蒂斯以及立体派形式问题；10月《艺风》第3卷第10期“超现实主义介绍”专号发表了梁锡鸿《超现实主义画家论》，将赵兽与毕加索、勃拉克、米罗并列。而1934年，王益论在《上海美专新制第十三届毕业纪念册》上发表论文《康定斯基的认识》，被认为是第一篇介绍康定斯基作品的论文。这些小小痕迹构成了追溯广东抽象型艺术历史线索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实验性探索几乎在三四十年代间中断。在改革开放后，这一传统才有机会得到继续发展。自1981年起，在广州美术学院教学大楼105号房间形成了一批院内外勇于探索中青年艺术家的沙龙，他们以李正天为核心，包括杨尧和涂志伟等人。此外，还有来自浙江美术学院赵无极讲习班学习归来的鸥洋，与区础坚组成另一个团队，推动教学改革，将“抽象造型”基础训练和创作课开设出来，这对具象写实一统天下的教育界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同时也极大地开拓了学生们视野和思维。
除了这些先锋艺术团队，还有如“南方艺术家沙龙”这样的群体，如1986年的第一回实验展，以及1991年的“后岭南”概念提出及其后的不定期展览活动，对旧岭南画坛格局形成强烈冲击；再如分布于各专业单位及院校集合本地外地力量的大众新水墨亦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兴起。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广东抽象艺术并没有形成专门团体或流派，而是掺杂在以上部分团体之中，或以个别方式选择了抽象表现方式。张晓凌孟禄新分析道：“1986年后许多艺术家转向抽象，不仅仅是形式实验，更因为只有抽象才能构建一种神学之外‘纯粹’姿态，只有形式游戏足以表达对理想主义失望及由此产生荒诞感。”
总结中国近四十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分出几类倾向：一类是70年代末至今，将中国传统元素与西方现代派结合的小说意境; 一类是80年代以来主要以西方表现主义构成主义以及抽像表现作为样本凸显个别语言; 另一类则是在近十年强调观念日常修为，“非情绪宣泄”，但又给人错觉似的带有一定的具体物质对应。此三种趋势出现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但不是替换关系。
然而，我们仍然担心这样的叙述可能依赖于西方当代史叙事，有助于掩盖中国非具状传统延伸脉络。而“非具状”的模糊指代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遮蔽很多工作细节，因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且呈现方式也不相同。
试图从自身寻找解读途径，一些评论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栗宪庭通过“念珠笔触”，高名潞则用“极多主义”，黄专则借古代画论中的气韵学说来阐述中国当代非具状作品包含着中西两种自由主义传统。这揭示了如何既把握时代，又兼顾个别独特实践，从而真正揭示出这类自身线条，是我们走向鲜活事例时面临的问题。
